叶介甫
任弼时（1904-1950），原名任培国，湖南湘阴（今属汨罗市）人。1920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组织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对待事业和工作，任弼时始终恪守“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由于长期抱病工作，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在北京逝世，终年46岁。
2014年4月30日是任弼时110周年诞辰纪念日。怀着崇敬的心情，笔者采访了任弼时的小女儿任远芳，她向我讲述了父亲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情感故事。
被大家誉为“党内的母亲”
父亲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坚定地维护党的团结，反对轻易搞“路线斗争”，从不偏听偏信，倾力抵制各种“左”、右倾错误，因而挽救和保护了许多革命同志。他在处理问题上周到细致，情系民众疾苦，待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设身处地为他们考虑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很多人遇到问题都愿意来找他解决，并亲切地称他为“党内的母亲”。
1933年1月，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根据地后，进一步推行其错误政策，以“否定过去，打倒一切”的手法，在党内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先在福建批“罗明路线”，接着在江西整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父亲当时虽然也执行了这些极“左”政策，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例如，当时在敌后万（安）泰（和）边境地区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被人“揭发”为“AB团”总部负责人。有个领导人决意要逮捕张爱萍，并把材料送给了父亲。父亲并不相信这一口供，因为他熟悉张爱萍的历史。张爱萍在上海做过秘密工作，曾几次被捕，以后又到红军工作，负过伤，后来又负责青年工作，这不是一个“AB团”分子能做到的。因此，父亲提出对于这样的重大案件，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这个时期的工作中来找根据。经过详细的调查了解，结果证明父亲的判断是正确的。为了防止肃反扩大化，他在组织部门的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后肃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调查！”尤其“不得随意乱抓人，乱杀人，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这一指示，无疑是对当时的“左”倾错误的一次严肃抵制。可是不久，临时中央认为他“贯彻政策不力”，将他排挤出了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层。5月，免去了他的中央局组织部部长的职务，派他去湘赣边区担任省委书记。
父亲到达湘赣边区省委所在单禾川镇以后，最为当地干部所称赞的，就是他同一些执行“左”倾错误政策的领导人作斗争，将许多党的好同志从肃反扩大化的迫害下及时解救出来。当时，边区省委在代理书记陈洪时（湘赣红军长征后叛变）、副书记刘士杰（长征中叛变）的把持下，利用改组省委的机会，打击和迫害原省委书记王首道、原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原省军区总指挥张启龙等许多领导干部。父亲到任时，袁德生已被杀害；王首道被攻击为“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多次受到大会斗争，已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张启龙被攻击为“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判了两个月徒刑，随时可能被杀。受他们迫害的还有其他许多同志。父亲非常反对这种做法。在省委会议上，他强调指出：在肃反中不能随便抓人，更不能乱杀人，抓人杀人，都要有确凿的证据，杀人必须经过省委的批准。根据他的意见，省委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并成立了裁判部。他还坚决抵制了陈、刘两人提出要在军队中肃反的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以后，张启龙被释放，受到陈、刘诬陷的张子意也被保护下来，曾一度受排斥的张平化、王恩茂、曾涤等人，也重新安排了工作。许多被解救出来的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都十分感激，说：“我们都是幸存者，是任弼时同志救了我们！”
在长征途中，父亲同张国焘的错误领导进行坚决斗争，对于被张国焘迫害的干部，他更是关怀备至，想方设法把他们解救出来。廖承志在回忆自己这一段经历时曾说：“那时我是张国焘的犯人之一。和我一起坐张国焘的牢的同志，还有罗世文、朱光、徐一新等同志。我们是被分开了的，我则被押解着跟着队伍向沪霍前进，谁也不敢和我打一个招呼。我也不愿意和任何人打招呼，因为一打招呼就会连累别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和任弼时同志会合了。那是在一个草地的小坡上。我远远看见张国焘和一个身材不高、脸孔瘦削、长着小胡子的人在谈话。我猜到那一定是任弼时同志。我们队伍正从他们面前通过。弼时同志远远看见我走近了，他笑着站起来，走向我这边，和我握手。他笑着问：‘你是廖承志吗？我就是任弼时。我那个时候很窘，不知如何是好。那时张国焘也很狼狈，他装起笑脸虎似的笑脸，用他那种怪腔怪调问弼时同志：‘怎么，你认识他吗？弼时同志笑着说：‘老早认得。其实弼时同志和我那时并不认得。然后，弼时同志严肃地对张国焘说：‘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他，请你告诉我。这之后，我到了沪霍。我、罗世文、朱光、徐一新，立即恢复了局部的自由。”
1938年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父亲发现并解决了几名同志受宗派主义干部路线打击的问题。他和周恩来一起，为沉冤6载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郁平反，并让被“挂”了3年的原中共绥远省委组织部部长吉合（张期生）和失去工作不被理睬的师哲顺利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陈郁是工人出身的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6月来到共产国际管辖的苏联国际列宁学院中国部学习，其间还担任过学生部的党支部书记。苏联“清党”、“肃托”结束后，陈郁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并被放逐到伏尔加格勒拖拉机厂做工。整整5年，陈郁被排斥在党组织之外。为此，陈郁写了12封申诉信。1938年10月，父亲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9年初，他的秘书师哲与共产国际东方处处长马尔特维诺夫一起，清理王明、康生留下的一堆档案材料，从中发现了陈郁的多次申诉，才知道陈郁的情况。父亲看了对陈郁的处分决定后，认为理由站不住脚，当即报告了共产国际干部部，并把陈郁请到莫斯科，听取了他本人的申诉，让他等候共产国际的批复。1939年11月，周恩来与邓颖超来到莫斯科，听了父亲的汇报后，一面决定要陈郁办好离厂手续，到共产国际招待所来；一面亲自与共产国际监委一起处理陈郁的问题。共产国际监委在研究陈郁的全部材料后，取消了1933年给他的“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恢复其组织关系，并请中共代表团送其回国工作。1940年2月25日，陈郁随同周恩来、任弼时、邓颖超、蔡畅、陈琮英等一起回国。后来，陈郁每每想起此事，都禁不住潸然泪下：“如若不是弼时，我恐怕早就死在异国的土地上了。怪不得很多同志都称弼时同志是‘党内的妈妈，我认为，对于这个光荣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
1943年3月，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但是，当时直接负责这项工作的康生，却背离党的思想路线，违背党的干部政策，主观地要各机关各单位提出几个人作为突破点，并随心所欲地圈定了陕甘宁边区200人的名单，给这些人戴上特务、叛徒、反革命的帽子，一夜之间，全部关了起来；接着又在中央机关各部委逮捕了很多人。这样一来，把审干变成了肃反，搞得人人自危，甚至连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党的七大代表也成了受怀疑的对象。
父亲了解这些情况后，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说：“我们的革命队伍，哪能越革反革命越多呢？我不信。应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毛泽东。但康生仍继续搞扩大化，又提出了所谓“抢救失足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了很多人。康生为了证明他的方法“正确”，还以欺骗手段，找了一些幼稚青年，让他们编造假口供，进行假坦白，然后给大家作报告，再让他们上主席台，并给他们戴大红花，树立所谓“彻底坦白的典型”。
父亲发现这些情况后，又立即报告了毛泽东。他说：“即使真有其事，用这种形式也是错误的。”他特别不同意任意怀疑七大代表。为此，他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多次研究，认为应当坚决纠正在审干中出现的扩大化的错误。1943年，中央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九条方针，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严禁逼供信的政策，从而，使整风运动走上健康的轨道。
“指腹为婚”
父亲和母亲的爱情，既没有浪漫传奇，也没有电闪雷鸣，没有风花雪月。可从这种平凡的情感中，你能感受到一种踏实、一种厚重、一种美好、一种坚固、一种永恒。
父亲和母亲陈琮英的婚配是“指腹为婚”。陈琮英到任家当童养媳时，父亲只有10岁，正在读小学。父亲好学上进、知书达理。母亲朴实淳厚，勤劳能干。两人相处自然和谐，成了一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好朋友，而这种感情基础为他们后来步入婚姻殿堂铺垫成一层厚厚的红地毯。
1915年夏，11岁的父亲到省城长沙读书，而12岁的母亲为家计着想，来到长沙的一家小袜厂当童工。他俩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常相约见面。当母亲得知父亲的学杂费不足时，就省吃俭用地积攒起一个个铜板，悄悄送给父亲：“给你读书用吧。”父亲很受感动，学习更加刻苦。
胸怀远大志向的父亲1920年成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团员之一，并于1921年赴莫斯科学习。他在苏联常想念家乡和母亲，就不断地给母亲写信。母亲不识字，读信要请人代劳。她可不想把父亲的信给别人看，于是就萌发了读书认字的念头。父亲也来信鼓励她，并对家人讲了她读书的事。就这样，母亲上了半天学习、半天打工的自治职业学校，苦读4年，终于过了认字关。
1924年8月，父亲回到上海，开始领导青年团的工作。1926年春，母亲到达上海，这对有情人终于走到了一起。他们举办了简朴的婚礼，在革命的道路上，开始了风雨同舟的伴侣生涯。任弼时做秘密工作，常早出晚归，母亲总是等着丈夫回来，照顾好他的生活。为适应工作需要，母亲还学会了刻钢板、油印党的文件。从此，她成了党的秘密交通员。
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工作是非常危险的。1928年，父亲在安徽巡视工作时不幸被捕，党组织立即组织营救，并请母亲出面作证。母亲为赶时间，带着还在襁褓中的女儿爬上一辆煤车，赶到长沙做营救准备。当敌人到长沙核对口供时，母亲巧妙应答。而狱中的父亲面对酷刑也绝不低头。敌人查不到实据，只好放人。夫妇相见，十分惊喜，可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却因染风寒而不幸夭折。
1929年冬，父亲再度被捕，他化名彭德生，机智应对敌人，母亲也立即将消息告知周恩来。在周恩来领导的特科的营救下，父亲出狱了，但他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母亲摸着父亲被电刑烙下的伤疤，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1931年3月，父亲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他走后不久，上海党组织因总书记向忠发的叛变而遭到破坏，母亲被捕，出生不到百天的姐姐也随母亲一起被关进牢房。在周恩来的积极营救下，母亲和姐姐终于出了监狱。根据组织安排，母亲前往苏区，因不便带姐姐，只好将她送回老家。父亲见到母亲消瘦的面庞，十分疼惜，他满怀深情地对母亲讲了一段令她终身难忘的肺腑之言：“我们是革命的夫妇，同是党的儿女，我们的爱情是融化在党对人民的爱情里的。”
长征是党和红军处于危境时进行的一次战略大转移，战斗之频繁，路途之艰难，生活之困苦，都是举世无双的。为了长征，父亲和母亲不得不把儿子湘赣寄放在老乡家，从此，这个孩子就再也没有找到，成为他们夫妇的终身之憾。长征途中的父亲，要统筹全局，要指挥打仗，要做好部队工作，忙碌的工作和恶劣的条件使他的身体更差了，母亲就尽可能地照顾他。在二、六军团会师和二、四方面军会师时，母亲与父亲为红军的大团结而高兴；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时，她坚定地支持父亲。而父亲在百忙之中也关心着即将临产的妻子，吃野菜时，他专拣粗硬的吃，把嫩点的留给母亲。我的姐姐在草地上诞生后，母亲身体虚弱，父亲便从草地的河流里捉鱼来给母亲补营养，用布带将女儿捆在背上，扶着产后虚弱的母亲，在茫茫草地上，在深山野岭中艰难地行进着。后来，父亲为姐姐起名远征，这个名字寄托了他们的希望，也是为了纪念这次不寻常的生命之旅。
长征胜利到达延安后，父亲赴抗日前线作战，母亲留在延安，姐姐远征被送回老家，一家人又开始了天各一方的生活。直到1938年3月，父亲赴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母亲才与他团聚，在莫斯科共同生活了两年。父亲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详细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这对取得共产国际的有力支持，确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父母将在老家的两个姐姐接到延安，加上后来出生的弟弟远远，一家六口除我留在苏联外，终于团圆。然而，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炮火再次使他们分离。两个姐姐随学校转移，母亲和弟弟到晋西北，父亲则留在延安，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
长期的紧张战斗和超负荷的工作，使父亲病倒了，母亲闻讯赶到杨家沟看他时，父亲血压很高，脸色苍白，失眠严重。可他为了安慰母亲，失眠时总是装着睡觉，令母亲很感动。即使病情严重，父亲还是忘我工作，认真调查研究了土改问题，并在中央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对土改运动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49年，为筹备新中国的建立，父亲积极工作。他参加了在北平举行的阅兵式，又为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起草了长达1.2万字的报告。4月1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开幕，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同各界青年一起，领导他们，加强学习，发展生产。”父亲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当报告念到一半时，他病体难支，不得不请人代读；而他却带病坐在主席台上，坚持到会议结束。
会后，傅连暲等医生在会诊中，认为父亲必须休息。中央让父亲到玉泉山休养，母亲随行照顾。父亲在休养期间，仍然关注着国内外大事，他每天让秘书给他念电报。当得知南京解放时，他异常兴奋，在地图前指指点点。怕他血压升高，母亲和医生赶忙劝告他要保持平静。10月1日，当毛泽东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时，父亲和母亲从收音机里收听实况，心情激动万分。父亲感慨地对母亲说：“胜利来之不易，要珍惜它呵……”随后，他坐到钢琴旁，弹奏起《我们工人有力量》、《您是灯塔》等歌曲。母亲深情地望着丈夫，听他用琴曲抒发着火热的情怀。
因父亲病未见好，中央决定安排他到苏联去治疗。父亲在医生的陪同下，于1949年11月底赴苏联治疗。半年后，他的血压由原来的高压240降到160，他向中央报告要求回国。1950年5月，父亲回到了祖国。
父亲回国时，适逢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为全面恢复国民经济而努力，朝鲜战争也在此时爆发。面对艰难的时局，父亲早就将苏联医生建议他休养的意见丢于脑后。他一生只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花钱多，三怕麻烦别人。他向中央报告要求工作，中央同意他有限度地参加部分工作，但要随时注意身体。可父亲开始工作后，工作时间远远超过规定的4小时，有时晚间也不休息，母亲心疼地劝他注意身体，他不以为然。父亲还不愿浪费医生的时间，让陪伴他的刘医生进入天津医科大学深造，让另一位主治的苏联医生回了国。
1950年10月24日，父亲看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增派志愿军出国作战等一系列电报后，晚上也没休息，在灯下查看地图，深入思考。虽然母亲和往常一样劝他休息，可他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工作。第二天清晨，他的病情突然恶化，中风失语，中央立即部署力量全力抢救，终无效果。27日，父亲溘然长逝。他用生命实践了自己的信念：能走一百步，决不走九十九步。
与父亲共同生活、共同战斗、共同经历过生生死死考验的母亲，肝肠欲断，悲痛万分。但她坚强地挺过来了。母亲经常对我们讲：“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眼前。他那革命的一生，他那忠于党和人民的崇高思想品德，永远铭刻在我心里。”
198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中央统战部召开纪念大会，并发给每一位到会的老红军一顶红军帽作纪念。这可乐坏了母亲，她对之爱不释手，会议结束回到家里，仍旧舍不得摘，还走到镜子前仔细端详戴着红军八角帽的自己。在这之后，母亲头上始终戴着那顶缀着红星的八角帽。她对岁月的回想，对父亲的怀念，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坚贞，都体现在那颗闪闪的红星上。
2003年5月31日，母亲也随父亲而去，享年102岁。
父亲与我
我是父母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时出生的，取俄文名卡佳。1940年3月，父亲奉调回国。时值国内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考虑到路途艰难和国内抗战的形势，为了回国后工作便利，父亲把才刚1岁多的我留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我在国际儿童院一住就是10年。我一生中与父亲共同生活的时间总共不超过1年零7个月。但是，父亲的爱却温暖了我一生。
我的童年是和苏联人民一起在艰苦的卫国战争中度过的。父母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认识父亲是从我上小学四年级通过书信开始的，时间持续了近1年。从那时起，父亲走进了我的生活。
1948年8月30日，不满10岁的我第一次给家里写信，用俄文讲述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第二年1月20日，我收到了父亲的第一封来信。父亲知道我不会中文，所以信也是用俄文写的。从这封信中我第一次体会到被父母钟爱的感觉，第一次从照片中见到了父母、姐弟，看到了家人，第一次有了“我的家”的概念。父亲的来信字里行间洋溢着亲情，父亲盼望看看10年来未曾谋面的女儿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亲爱的卡佳：……从信中获悉你生活很好，学习也不错。我们为此而欣慰。可你为什么没给我们寄来一张你的照片呢？你大概已经长大了，我们多想看看你呀！哪怕是你的一张照片。”
1949年8月，父亲又来信叮咛我：“亲爱的女儿，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再三询问我“这学期你考得如何？暑假你干什么？是否到哪儿过暑假了？”“我们非常想知道（你）学习和身体情况，一定要给我们寄照片来。”
接了父亲这封信，我马上把照片寄回家。是年11月11日，父母联名寄来了新中国成立的喜讯：
亲爱的卡佳：
你的近况如何？8月30日来信和照片均已收到。我们都很高兴，你这学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卡佳，我们也生活得不错。爸爸有点病，目前正在疗养院治疗，很快就会好的。
你的两个姐姐和弟弟都在北京上学。
卡佳，中国已经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手中解放出来了！
不久以前，新的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民今后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工农业。为此，需要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专家和干部，望你更加努力学习，并在苏联完成学业之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
望你常来信。
你的父亲陈林（任弼时）
你的母亲陈松（陈琮英）
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莫斯科近郊的巴拉维赫疗养院。
1949年12月初，组织上安排父亲到莫斯科治病。父亲先住在克里姆林宫皇宫医院，治疗了一个阶段即转到巴拉维赫疗养院。
1950年元旦，我在国际儿童院老师的带领下来到疗养院。和父亲一起生活仅8天后，我就再也不想离开他的身边了。这一个多星期，是我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全新的生活。父亲用他全部的爱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给我以父母亲情与家庭概念的启蒙。此外，父亲还是我识汉字、说汉语的第一位老师。他会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更会写一手漂亮的汉字。为教我准确发音，他在每个汉字右下角都用俄文字母进行标注。每天，我都在他一字一音的带读中学习读写汉语基本语汇。
当时，我正读小学四年级，他非常关心我的学习成绩。当他看到我的记分册上各科全优的成绩时，十分高兴，夸奖的同时又告诫我：不要骄傲，学习一定要踏踏实实。
一个多星期一眨眼就过去了，时间过得太快了，我感到自己确实舍不得离开他，多么想在疗养院多呆几天啊！可是，父亲要我以学业为重，我只得回儿童院。临走的头一天，我哭了。这是我长到10多岁，第一次为离开父亲而落泪。
回到国际儿童院，我第一次体会到思念亲人、思念父亲的感觉，很深很深。过去没有和父亲接触过，我根本不觉得，如今，我每天晚上都想父亲，老想到他那儿去，想得很苦，没有办法，就给父亲写信，差不多隔一天写一封，有时甚至天天写。父亲也很想我，我刚离开疗养院4天，在尚未收到我的来信时，父亲就先给我写信了：“你走了4天，但还没收到你的信，我估计你能按时到达。唯一不放心的就是火车上比较冷。你走以后，我很寂寞。……卡佳你在伊凡诺沃生活好吗？11号赶到那儿了吗？功课落下了吗？落下多少？你写信告诉我。卡佳，你别忘了你说过的，每两天给我写一封信。这样不会影响你的学习，我也可以不寂寞。”最后又叮咛我一句“接到我的信，马上回信”。在收到我的第一封信后，他又回信写道：“卡佳，这几天我生活照旧，就是比你在时寂寞一些。”接连收到这两封信，我知道父亲也很想我，他已习惯我生活在他身边了。
这一阶段父亲和我书信往返频繁，特别是在讨论我是否回国一事上，他把我当作大人一样为我严肃认真地分析了利弊。
当时，我由于年龄小，对许多问题根本考虑不到，对于回国与否，全是孩子式的凭习惯和感觉：因为习惯在国际儿童院的生活，舍不得离开同学们，我不想走；出于和父亲的感情，我又想和他一起回国。父亲在1950年1月20日的信中写道：
“关于回国还是留在苏联这个问题，我还想和你商量一下，然后我们再作决定。
一、回国当然有有利的一面。第一，对你作为中国姑娘可以尽快学会中国话，这对你今后来说是非常必要的；第二，你将更多地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这对你也非常重要；第三，你将和父母以及兄弟姐妹们生活在一起，这对你看来也是需要的。但也有不利的一面，那就是因为你不会讲中国话，你回国后第一年只能学中文，然后才能上学（当然也可以在学校里学中文），你将耽误一年的学习。
二、你如留在苏联学习，这也有好的一面：第一，你不会耽误一年的学习；第二，你大学毕业之后，你不仅完成了高等教育，而且将精通俄语。当然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你无法学会中文，这对你今后来讲是莫大的困难，此外你完全脱离国内的生活。
这就是供你选择的具体情况。我想你最好留在苏联继续学习，完成大学教育，然后带着专业知识回国，这就是你在这里的时候我向你说的。
但这一意见绝不是最后决定，你完全可以自己考虑对你怎样更合适。如果你坚决要回国，并像你在最后一封信中所说的，如果我不带你回国，你将永远哭泣、思念，而且还会影响学习，那我将在莫斯科治疗后带你一起回国。
你接到这封信后，再想一下，然后告诉我你对这一问题的最后决定。……”
父亲对我的教育和引导，让我十分感动。最终我决定跟他一起回国。
经过近半年来的诊治与疗养，父亲的病情有所缓解，我们决定启程了。临行时，爸爸什么珍贵的东西也没买，只给我买了几本苏联小说和几本课本，给姐姐弟弟们买了一些学习用品。
自回国至进北京育英小学的5个多月时间，是我一生中生活在父亲身边最长的日子。父亲既是我的汉语教师，又是我在家中的“大翻译”。我靠着父亲这座语言大桥和母亲、姐弟们开始了最初的交流。
父亲疼爱我，却不溺爱。每到休息时，他爱和秘书（我们称呼赖叔叔）下象棋、跳棋。后来，赖叔叔也常和我下着玩。开始，我经常因为输棋而发脾气、耍赖。父亲并不因为我年龄小就迁就我，而是严肃地批评我。这样不但纠正了我的毛病，而且促使我棋艺快速进步。不久，我的跳棋就经常能赢赖叔叔了，上小学后参加跳棋比赛还常得第一名。这当然有父亲的功劳。
父亲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回国不几天，他就带着我去看望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郭仁。当时，郭仁叔叔和兰春阿姨刚刚生了一个又白又胖的女孩儿，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那时的我还不能用汉语和他们交谈。
病魔无情，我和父亲回国不足半年，它就残酷地夺走了父亲的生命。我曾掰着手指计算过，有记忆以来，我也只是1950年5月至9月，这短短的5个月里有幸和父亲生活在一起。12岁时我才见到父亲，不足一年他却永远地离开了我。这不能不说是我一生中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而得以欣慰的是，在父亲的教导下，我成长了，成熟了，没有辜负他的期望。（题图为任弼时与女儿任远芳在苏联巴拉维赫疗养院合影）
（责任编辑：子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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