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前记]
叶叔华，女，著名天文学家。原籍广东顺德，1927年生于广东广州。194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研究员，1981至1993年任台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88-1994年当选为国际天文学会副主席，1991-2001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1996-2001年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1978-1982年任全国政协委员，1983-1987年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88-2002年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期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现在回想起1978年，已经31年过去了，我们国家有了很大进步。我记得当时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有一句话，印象很深，中央领导说“要把智慧女神的恩惠洒向人间”。正式报道时，这句话被改为“要把科学技术的恩惠洒向人间”。“智慧女神”，对于1978年刚刚从“文革”噩梦中苏醒过来的我们听来感觉就很不一般，“恩惠洒向人间”的表述就更加文学化。当时，大家听了都吓一跳，这样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言，大家觉得耳目为之一新。
从那个时候起，我国把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重要性提到一个很高的程度。在全国科学大会前后，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在“文革”中，知识分子都是挨打被批判的，没有人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确实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科学的春天来了。当然怎么去落实、去实现，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起码对我自己来说，感受到的确实不一样。
一、落实“科学的春天”的不易，充分感受国家的日益强大
1978年，我提出，结合空间新技术的应用，在我们的学科分支开展天文地球动力学。中国科学院随即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法国访问，每个天文台出一个人，由我任团长。这是第一次，以前天文很少派团到国外去访问，我们与国外同行彼此都很新奇。第二年1979年，因为我们上海天文台提出要做天文上的一些新技术，要组团到国外访问，我仍是团长。那时，我帶了两方面的人：一方面是做人造卫星激光测距的，另一方面的是做射电甚长基线干涉测量的。这两项都是当时国际上刚刚出现不久的新技术，现在也有很多用途。所以，科学春风一吹，我就带了两个团出去，这在以前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这两次出国访问考察使大家在专业上得到很大的帮助，确实感到科学的春天是到了。
1980年，中国科学院主管天文的人对我说我可以带头去国外短期工作。以前，我们都不敢说出去工作。后来，我就到美国海洋大气局访问了三个月。借此机会，与美国宇航局、海军天文台等的同行，有许多交流。1981年，我就开始担任上海天文台台长。我觉得应该利用各种机会，与国外开展科技合作。当时也没什么钱，常常是我一个人利用到国外开会的机会，东跑西颠。除了美国之外，我还到过日本、澳大利亚和欧洲许多国家，跟许多同行建立了合作关系。这项工作一开始也是很艰难的。记得我当年有一次去法国访问，就很省着用。有一个星期，我每天就吃面包和牛奶，自己都不知道体力消耗得很厉害。有一次，我要坐火车到法国南部一个单位去访问。我请人家帮忙订一张硬席的火车票。我们中国人喜欢下铺，但外国人喜欢坐上铺。所以，他们帮我订了一张三层上铺票。当时，我年纪还不算太大，能自己爬上去。但爬上去之后头昏得厉害，心想总不能在外面生病吧，幸好之前有一个法国的留学人员送我进站的时候，给了我一小包巧克力。于是赶快把巧克力摸出来吃了，感觉才好些。原来是熬了一个礼拜，牛奶加面包，身体产生了“能源危机”。访问完法国南部这家单位以后，我就从巴黎回国。
我们当初出去办事情是挺困难的。我记得第一次去美国时，我在美国的堂姐特意给了我几十美元。她跟她的好友说，他们中国来的人身上都没有零用钱的。确实是这样。那时我们每个人出去都是衣冠楚楚的，但都没有其他的外衣，脏了也没法换。西服也是借的，回国后要归还的。当时出去一个团，中科院发给我们一张大支票，让团长或者其他人带着，全团两个星期的所有费用都在上面，要是丢了就麻烦了。为避免风险，我们到了大使馆后，就把支票兑换成现金。后来，中国科学院也知道这样做不太好，于是后来也给每人发30元美金的零用钱。但大家都很节省，舍不得用，等快回国时，到使馆专门为留学访问人员提供服务的部门买一些外国的录音机、收音机之类的东西。后来，条件慢慢好起来，大家把剩余的零钱留着，出去有点用。当时到美国去，没有直飞航班，需途经巴黎转机，在巴黎机场要等六个小时。我们在候机时正好碰到另外一个中国团，他们也都是一身黑色西服，但身上什么钱都没有，连拉肚子都没办法。于是，我跟我们团长说把一些零钱给他们一点。所以，你可以看见当初我们这些出国人员是一个什么古怪样子。现在的情况确实是不一样了。
当时为了省钱，我们总是住最便宜的旅馆。我记得有一次在美国开会，所有的人都在会场的酒店里住，我就在会场酒店旁边另外一个便宜一点的旅馆住。美国有位朋友就问，我是台长干吗住那里。我就说：要省一点钱，让我们其他的同事能出来。我的话一讲到这里，他就肃然起敬，他不说你很寒碜。有一次在华盛顿，我曾经为能找到一个国家规定的钱能支付的旅馆住而发愁。在那里工作的一位同事，她也租了一间小房间住，但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实在没办法，我就说我在你这地板上打地铺吧。因为，当时国外的地板相对国内来说是很干净、很高级的，以前我们的房间也没这么装修，也没有人家的房间漂亮。当然，那位同事很不好意思，第二天找到当地的华人帮忙订到一家旅馆。这家旅馆平时的价钱符合我们出国报销的标准，我就去那家旅馆住了。后来，我才知道实在找不到适合的旅馆，标准是可以突破的，加上你是台长别人也不会说什么。但是，自己心中总会觉得非常不安，用了国家这么多钱。现在，我们出去还可以住稍微说得过去的旅馆，还可以申请一笔钱，请一些同行，大家一起聚餐。
以上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要是从工作的角度看，国家的变化就更大了。以前，我们是很大胆，要求做国际上很先进的技术。所以，我们出去也很受尊重。现在，我们也很有胆量，做一些自己独立思考想出来的东西，而且在国际上看，很前沿。总的来说，从领导到百姓，都感觉到国家是进步了很多。比方，我们第一次出去，到巴黎、华盛顿，看人家的首都这么漂亮，相比之下北京真是灰头土脸，就想北京什么时候才能变好点。现在，感觉到北京确实是漂亮了，北京的建筑非常大气。应该说，在我们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科学技术确实是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而且确实觉得国家在进步，有些事情以前不敢想的，现在也敢做了。比如探月、探火星的事情，一件件都实现了。endprint
二、在国家重点工程中出力，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为了上海天文台的建设，我还是很费了心，努力把新技术搞上去。当时，我们上海是整个亚洲加上澳大利亚，这一带上最强的一个全球地面坐标基准站。现在如果再把乌鲁木齐，和国内两三个站点弄好，那我们国家在全球地面坐标基准方面还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上海天文台虽然没有直接为上海做什么大贡献，但却为国家的事情出了一点力。
探月，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我们以前放的卫星高度一般仅是3万多公里，最远到8万公里，现在一下子要放到38万多公里去，你要有把握“看着”它。卫星怎么出去？怎么走？什么地方要调整？它跑走了不行，撞在月亮上也不行。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上，上海天文台确实是出了点力。我们用原来做天文的力量和技术来参与测轨、定轨的工作，最后任务也圆满地完成了。
另外一项就是对国家很有用的导航定位系统。“北斗系统”说了很久了，但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建设。如果要想做得像GPS那样好，那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北斗系统”这个项目，国家是极其需要的。中国十几亿人都靠国外的GPS，遇到战争，肯定不行。如果外国他不给你用，那你就眼睛也瞎了，耳朵也聋了，指挥不灵了。所以，在军事上不能依靠别人。在这个项目里，我们的同事也是用了很大的力气在做这个系统的核心关键部分。之所以能做，是我们前二三十年基础研究工作的积累。有了这些设备、有了这些人才，你要我们做，我们就可以上手去做。以后，国家要做深空探测等与军事、民用相关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去参与，承担相当重要的部分，这也是给上海添光彩的事情。
我们非常感谢上海的领导能够给予慷慨有力的支持。2007年底，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和其他市委领导接见上海参与探月工程单位的代表。在会上，我跟俞书记说，全国参与探月工程的四个甚长基线射电干涉测距观测站中，我们上海站是最老的，1987年建的，望远镜口径是25米，乌鲁木齐站是1994年建的，這两个站都是我建的。当时，全国仅有这两个望远镜，也做了不少事情。现在，上海站的望远镜已经很老了，有很多毛病。因为这个原因，北京建了一个50米的，昆明建了一个40米的，都比我们大得多。这种情况下，上海要继续领头，人家也不承认啊。俞书记一听，说：“你们就是想建一个新的天线，缺点钱嘛。”他转过头来请韩正市长来办这件事，这样我们就好办了。因为1994年，我们就提出要建一个65米的射电望远镜，建在佘山的西面。这确实是一个很大计划，因为竞争国家支持的项目没有成功，这个上海支持的项目如果按性能排名，我们建成的时候可以排世界第四。我们就向中国科学院汇报这件事。最后决定，中科院和上海合建，我们探月工程也出很小的一部分资金。这样，建造65米的射电望远镜的事很快就敲定下来。后来，我们组织了国际评审。评审的效果很好，建设方案中有不足的地方，他们都指出来了。经过评审，我觉得我们建造大望远镜的技术应该说是会了，做得好不好后面再说，起码知道该去怎么做了。2009年的12月，我们举行奠基仪式，中科院两位副院长、上海两位副市长要来。建设65米射电望远镜的整个工作由提出、到立项、到下工程、到最后完成都是飞快的，这对上海天文台来说，是个很好的时机，对上海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地标。
三、要用工作实绩换取尊重，努力做好该做的事
新中国成立初期，综合世界时项目是国务院给中国科学院下的任务，我们当时的主管单位是紫金山天文台，他们从各方面抽调人员过来，经费也增加了，可以向国外购买一些新的设备。之所以要搞综合世界时精确测定的项目，是因为绘制地图需要经度和纬度，经度则需要时间观测。各地的时间和格林尼治时间之差，就等于该地的地理经度。当时国内测绘界的人都在抱怨天文台的时间不准确，导致了中国各地的地图无法精确测定。
应用部门的批评大大推动我们的工作，也因为搞好了综合世界时精确测定这个缘故，我们在国际上也有点名气。所以，我们第一次到国际天文联合会开会时，我算是很活跃的，虽然和国外的同行没有见过面，但双方对彼此的工作都很了解，这也是用工作和成绩换取来的尊重。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五千年的文明史，往往是变成一堆文化遗址，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现代化国防，你也不可能在这里安心搞建设。所以，我觉得国家有什么需要，我们都应该出力。
在做全国政协委员时因为年轻，什么事情都敢说一顿，当时，我甚至参与反对宝钢建在上海，去质问冶金部部长为什么要建在上海。当时对此确实是不理解，心想上海连原料都没有，为什么这么干？所以，有好多事情都是从不懂到明白。所以，我常常提醒年轻的知识分子，我们知识分子常常从局部看整体性的问题。有些事情，从局部看是绝对合理的，但往往从整体看就不可行了。知识分子往往有这个缺点，觉得自己很忠诚、很聪明、很敏锐，但是不知道自己只是从自己很小的角度去看问题，你认为最可行的实际上最不可行，最不可行的实际上最可行。
一般来说，上海要争取到国家的项目是很难的，除非真正是虎口拔牙的事才留给你上海做。这次上海能争取到大飞机的项目是很好的。目前，国家的注意力在渤海湾和东北，后面又注意到西部，这是应该的。国家最先开发东部沿海的战略是对的，开发开放要在效率和效益最高的地方先做。等于是一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开始你承担的责任比较重，后来大家都成长了，能分担责任了，这个家不是更好嘛。要是永远都是你一个人来做，那会很辛苦，而且也做不好。所以，我觉得上海人也不要太偏狭，大家都好，才是真的好。
我常常跟年轻同志说，你们正遇到好时光。像我们那个时代，有好多人很想做事情，但是没有机会，国力也不允许。再过三十年，我们国家将是一个大而强的国家。在科技方面，我们这些人已经从运动员到教练再到裁判了，你不可能再去当运动员的，跑不动了。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健康地活得长一点，看到国家的进步，能够帮上忙的地方再出点力，不做遮光的窗帘，挡住年轻人的光。
附：在文本于今年11月给叶叔华审定时，叶老不忘天文台同事们的辛勤努力，她特意补充说：上海天文台的同人，也勇于用工作积累下来的本领，去承担国家需要的工作，在北斗导航系统的运行中，他们承担了重要的任务，在2015年评审的地面系统13个一等奖中，上海天文台得了三项，是一个单位获奖最多的，也是为上海争光的。
责任编辑：刘 捷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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