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2020-01-26 21:12
我们常说的“无痛分娩”，是指顺产时给予的安全有效的椎管内镇痛，通俗讲，就是生孩子的时候在腰上打一针来减低分娩时的疼痛感。
在美国，这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和普及，而在中国，由于各种原因，分娩镇痛率还很低。因此，美国的华人医生胡灵群教授近年来发起了一个叫做“无痛分娩中国行”的公益活动，每年会邀请美国的专家来中国的医院进行学术交流，传递分娩镇痛和母婴安全最先进的知识和技术。
我是一名经历过“无痛分娩”的宝妈，曾经是一名内科医生。因此对待“无痛分娩”，我就有了两个角度。
作为宝妈，我感激这项技术让我生宝宝的时候比较顺利，但是也会怀疑这项技术的安全性；作为医生，我会认真地审视这项技术，会从专业的角度去思考这项技术背后是不是有商业利益的推动，是不是真的安全有益。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剖析了我对“无痛分娩”看法，投稿给了“无痛分娩中国行”官方平台。这篇文章是我那篇投稿的节选。
无痛分娩与宗教禁忌
翻来麻醉历史书，会发现，无痛分娩技术的发明和兴起是伴随着宗教禁忌的。在西方的宗教里，上帝为了惩罚夏娃偷吃禁果，以分娩的疼痛作为惩罚。因此，在19世纪四十年代乙醚作为全身麻醉药风靡全球后，对于是否应该在分娩中使用这项麻醉技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主流观点认为不应该人为介入分娩这一自然的历程，但也有医生开始注意到，分娩的疼痛引发的一系列生理应激反应，会对产妇的身体造成危害，应该人为去干预。
争议声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苏格兰医师 Simpson，他在1847年首次用乙醚为一名产妇缓解疼痛，后来他又发现了比乙醚更加安全更经济的氯仿吸入麻醉。1853年，英国麻醉学家John Snow在伊丽莎白女王诞下第八位皇子时，为她实施了氯仿麻醉缓解疼痛。在那个分娩镇痛饱受争议的时代，女王的勇敢尝试让笼罩在产科麻醉这个新兴学科上的迷雾逐渐散去，"分娩镇痛成为了被人们接受并且尊敬的事情"。直到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回看这段历史，依然会被麻醉学家们不畏争议勇敢探索的精神感动，会被伊丽莎白女王敢于挑战禁忌的行为赞叹！
在一代又一代医学家的努力下，在镇痛分娩这件事上，西方社会对于宗教禁忌的畏惧逐渐被循证医学的理性的数据说服，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减缓，教皇宣布分娩镇痛与宗教教义不相悖。进而联合国开始推行分娩镇痛，分娩镇痛开始被各国纳入医保。分娩镇痛的主要方式也从最初的氯仿吸入全身麻醉转变为硬膜外镇痛半身麻醉。一个多世纪的努力终于让分娩镇痛的宗教禁忌淡出历史舞台。
中国分娩镇痛现状与我的体会
那么，中国的分娩镇痛是什么情况呢？“无痛分娩中国行”的发起者胡灵群教授在他的论文《从"无痛分娩中国行"看中国的分娩镇痛》中提到，“我国的分娩镇痛率不到1%，远低于国外发达国家。剖宫产率却居高不下”。
如果没有经历过分娩，那么“不到1%”这个数据，对我可能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我也很难感受到高剖宫产率与这不到1％的分娩镇痛率有什么联系。因为经历过分娩的痛楚，并且亲身感受了“无痛分娩”的关怀，对于这个数据，我很震惊。
我的第一产程并不顺利 ，虽然之前做足功课并鼓足勇气去迎接阵痛，但当越来越强烈的阵痛袭来，我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力不从心”。所幸，对新生命的期待减弱了强烈疼痛带来的绝望，但是漫长的产程却让我心生恐惧，我不知道自己能够用意志力撑多久。
当宫口开到三指的时候，医生推荐我使用了“无痛分娩”技术，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很快，剧烈的疼痛几乎消失了，筋疲力尽的我昏昏沉沉睡过去，体力则在睡眠中得以恢复。上产床之前，医生停掉了镇痛泵，那种剧痛又回来了，此时我经过充分的休息有了精神，一想到马上就可以见到宝宝了，浑身充满了力量，这时的疼痛不是绝望和恐惧，而是迎接新生命的号角。一声啼哭后，世界上多了一个幸福的妈妈。
与我同一个产房的一位产妇，因为阵痛剧烈无法忍受，待产中途几乎要放弃顺产改剖宫产了，在宫口开到三指打了“无痛”后，改变了主意，最终这位妈妈也顺产下一个健康的宝宝。如果没有无痛分娩技术，她很大地可能是要去剖宫产的。我突然才意识到，无痛分娩的开展可以有效降低剖宫产率。
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原因
胡灵群教授的论文《从"无痛分娩中国行"看中国的分娩镇痛》中详细分析了造成中国低分娩镇痛率和高剖宫产率背后的原因——社会因素、 产房因素和麻醉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在政策、医院、医生层面，也是“无痛分娩中国行”公益组织一直努力去改变的方向。而我想说的，却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的原因——世俗偏见的阻力。
认识到这个阻力的存在，是因为一次和一个产科医生的交谈，她说:“总是会有一些孕产妇或者她们的家人会抗拒打无痛，执着地认为麻醉药会对胎儿有影响，忍受疼痛顺产是最好的分娩方式。我们怎样解释都没用，解释多了，就被误会是想通过这个挣钱。”
于是我试着从身边和网络中去了解，发现有类似想法的人不少，其中大部分人都会理性地探讨，但也有一些人，把“自然顺产”奉为信仰，非常抗拒分娩镇痛。结合我自己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很多健康相关的偏见或者禁忌，比如“坐月子不能开窗户”“女性经期不能洗头”之类，我确信，那位产科医生所说的一些人的对于“镇痛分娩”的偏见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这种偏见一旦形成，会渗透在以爱为名义的关心里，比如亲友苦口婆心的劝说“生孩子哪有不疼的，忍一忍就过去了，不打麻药是为了宝宝好”，被偏见裹挟的爱会阻碍一些人的判断，对分娩镇痛心生抗拒。
分析一下这种这种偏见的来源，会发现有很深的社会文化因素。“打麻药会影响脑子”“生孩子哪有不疼的”这种“经验之谈”的背后，是一种对于既有观念的固执与武断以及历来女性地位的低下体现。
分析这种偏见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对既有观念固执的很有代表性的故事——军神刘伯承的故事。故事中，刘将军因为担心麻醉药会影响头脑的清醒，无麻醉接受了眼科手术。这件事情固然感人和伟大，但是要考虑当时战争背景和麻醉技术的时代限制，故事被当成勇敢与坚毅品质的事迹被传播的过程中，“麻醉会影响大脑”这个观念深入人心，这种观念越强烈的人，越不会去主动了解麻醉方式、麻醉剂量、麻醉药物的代谢以及循证医学的数据，偏见就这样产生了。
既有观念是非常强大的。比如至今还被许多医院践行的“宫口开到三指才能打无痛”，就是因为一个不成熟的临床研究结论的先入为主的误导效应，虽然之后大量的临床研究证实了这个观念的错误，但是至今还没有洗清先入为主留下的印迹。大量的研究显示，现代的无痛分娩技术，除了可以减少产妇的痛苦，降低剖宫产率，更加可以减少产妇的死亡率，这样的结论是令人振奋，但将这样的科学结论转化为产房里普及的观念，任重而道远，无痛分娩中国行的团队是这条道路的先行者，他们的努力让我看到了曙光。（请参考无痛分娩中国行往期文章《致产房：3个抗日战争都快打完了，3厘米纠结还没完没了！》）
另一方面，中国的医患关系紧张的大环境下，患者缺乏对医生的信任也加重了这种偏见。一个人如果本来就对“打麻药”有偏见，对医生也不够信任，这样的情况下医生向她推荐“无痛分娩”技术，就很有可能被拒绝，在一些人心中，还会把这种好意的推荐理解为“医院想挣钱”，逆反的情绪会加重这种偏见。
偏见极端一些，会成为禁忌，比如“坐月子”的禁忌，“月经期”的禁忌。成为禁忌之后再去打破就很困难了。田吉顺医师写的月经期到底能不能吃冰淇淋的科普文章，虽然有理有据，受到了极大的非议。连田医生自己都感叹，“某些禁忌其实已经内化到人们内心了，当你对这些禁忌进行否定时，会激起类似宗教信仰被否定时的强烈的反感和抵触情绪。”
“分娩镇痛”是是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才从宗教禁忌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怎能再被世俗偏见所阻碍？
分娩镇痛不应被世俗偏见阻碍
麻醉的诞生被西方社会学家称为“人类文明的分水岭”，为女性生育提供“无痛分娩”是一种人文关怀与社会进步，不应该受到阻碍。产科麻醉由于宗教禁忌与文化偏见，推行的过程中受到了阻力，作为这项技术的受益者和医学媒体从业者，我感受到了这项技术的优越，因此有一种使命感，要与“无痛分娩中国行”的专家教授们并肩作战，来推广宣传产科麻醉、母婴安全相关的知识。
消除偏见，首先要认识到这是一种偏见。需要医学工作者的科普，需要受益者去口碑传播，在一点一滴的努力中树立理性的风气，慢慢改变人们的态度。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生孩子哪有不疼的”这样陈腐的观念已经在被摒弃。所以我乐观地相信，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伴随着分娩镇痛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不带偏见的接受和享受到无痛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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